2014-07-11摘自：工人日報
眾所周知，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法》確定的工會組織的基本職責。然而，率先為工會開展維權工作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和保障的，卻是《勞動法》。
　　《勞動法》在總則第七條中規定：“勞動者有權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工會代表和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依法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同時，還在分則多個條款中對工會在勞動法律監督和勞動爭議中的職責等作了詳細規定，為工會切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充分發揮在調整勞動關系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保證。
　　“正是在《勞動法》的基礎上，全國總工會在尉健行同志的帶領下，提出了‘以貫徹實施《勞動法》為契機和突破口，帶動工會各項工作，推動自身改革和建設，努力把工會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在改革、發展、穩定中更好地發揮作用’的新時期工會工作總體思路，強調工會工作要緊緊抓住集體合同制度這一‘牛鼻子’貫徹實施勞動法，進一步明確了維護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全國政協原副秘書長張國祥時任全總副主席、書記處書記，代表全國總工會參加了《勞動法》起草工作。在他看來，《勞動法》是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最有力的“利器”。
　　應該說，新時期工會工作總體思路的提出，回答了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明確了工會的性質，即社會經濟利益關系矛盾的產物，更確切地說是勞動關系矛盾的產物；工會的社會地位，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工會履行基本職能的主要途徑是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等等。“工會工作總體思路的核心精神有兩點，一是突出工會的維護職能，二是強調要依法履職。”張國祥說，這帶來工會工作的巨大變化。
　　翻閱當時的資料可以看到，隨著工會監督權的實現，幫助指導職工與企業和實行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代表職工與用人單位簽訂集體合同等貫徹實施《勞動法》工作的蓬勃開展，工會組織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成效日漸顯著。
　　“《勞動法》的實施不僅使勞動關系市場化、法制化，而且推動了工會工作法制化，也推動了《工會法》的修訂工作。”張國祥說。
　　“《勞動法》的出臺，意味著國家通過對勞動關系的介入，對‘強資本、弱勞動’的失衡關系糾偏；同時《勞動法》體現的‘法定標準與契約自由相結合’的特點，又直接影響到工會職能的調整和履行。”全總書記處書記郭軍也表示，因為《勞動法》只是“定規則、劃底線”，勞動者要更好地維護和實現權益，不僅要實現法定標準，還應在此基礎上通過契約實現更多的合理利益，這必然對工會提出更高的期待和要求，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福利型”工會的工作思路、方法顯然難以適應日益市場化法制化的勞動關系。
　　事實上，《勞動法》實施帶來的工會工作理念、思路和實踐的改變，更加凸顯出1992年《工會法》的諸多不適應性，修改《工會法》的呼聲日益高漲。
　　2001年10月27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的決定》，對1992年《工會法》的內容作了44項修改。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修改后的《工會法》突出了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職能，在第六條第一款中專門增加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的規定。中國工會自此高高舉起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旗幟，明確了依法維權的工作思路。之后，中國工會又在豐富多彩的維權實踐基礎上，提出了“組織起來、切實維權”的工會工作方針，以及“以職工為本，主動依法科學維權”的工會維權觀等，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勞動法》與工會的淵源，郭軍認為，工會是勞動者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這決定了勞動關系、勞動立法與工會履職之間必然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勞動法》是在工會的呼吁倡議和參與下制定的，《勞動法（草案）》上會前最后一稿的修改是在全總職工之家飯店進行的，這可以說是一種機緣也是一種必然。”
　　《勞動法》起草小組負責人、時任勞動部副部長張左己也曾表示，《勞動法》涉及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同《工會法》有著密切的聯系，同全總的關系重大。“所以，起草人員在起草過程中，特別尊重工會的意見，注意反映他們的愿望。這次無論在《勞動法》修改還是審議中，所遇到的幾個關鍵性的重大問題，諸如在立法宗旨、工資支付、勞動部門監察權限，特別是集體合同和延長工時等問題上，工會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轉型期，勞資矛盾易發、高發在所難免。如何實現勞動立法與工會履職的良性互動，無疑有著更為迫切而重要的意義。
　　“所以，只有進一步推進工會工作法治化，真正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履行維權職責、協調勞動關系，才是對《勞動法》頒布20周年的最好紀念！”郭軍說。